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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如何为“双循环”添薪助能?

发布时间:2020/9/3 15:15:36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打印
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两个大循环观点的提出是全局性的谋划,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如此认为。
  落实到生态环境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在“双循环”过程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绿色发展对打通国际国内大循环战略,意义何在?
  “黄河大保护”助“一带一路”国际大循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建立外部大循环、打开外部发展空间十分重要。据6月3日商务部发布的我国第一季度对外投资数据,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3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2.3亿美元,同比增长13.4%,比上年提升2.3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份与黄河流域九省(区)部分重合。据新华丝路网站介绍,“一带一路”中线为“北京-郑州-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中心线为“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这两条线路在郑州会合后一路向西,几乎贯穿整个黄河流域的核心地域。
  可以说,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的空间载体和核心腹地,沿黄省(区)发展得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才会更顺畅。然而,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已经掣肘沿黄省区经济与社会发展。
  据2019年10月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黄河目前面临“四大难”:洪水风险依然是流域的最大威胁;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随着今年两会“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被明确为重大国家战略。目前,各省份已积极行动起来,共抓黄河大保护。
  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担负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河南提升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陕西推动黄河流域从过度干预、过度利用向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转变,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山西在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
  黄河流域只有补齐生态短板,才能实现区域协同和高质量发展,担负“一带一路”国际大循环的长期使命,才能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比肩而立,共同为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沿黄城市群为国内大循环释放空间
  城市群是内循环的重要载体。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新形势下,要建立以城市群、都市圈为龙头的结构性大格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
  沿黄城市群中,上游有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中游有呼包鄂榆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下游有山东半岛城市群,西安、郑州、济南等省会城市。
  1935年,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通过数万个数据分析,一点点摸索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这是一条我国人口密度之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分界线。该线的西北方向,64%的国土面积仅有4%人口,线东边36%国土面积聚集着96%的人口。
  黄河流域城市群一半在“胡焕庸线”以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绝大部分,以及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城市重庆、成都、西安,都位于该线以东。
  随着沿黄“城市群化”“都市圈化”的深入,城市要素利用效率和综合承载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也将为流域内的农产区和生态保护区留出更多空间。而这一切,也需要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释放广阔空间。
  截至2019年底,黄河流域省份总人口4.2亿,占全国30.1%;地区生产总值23万亿元,占全国23.3%。如果补齐生态短板,激活沿黄城市群新动能,这一数据将得到质的改变。
  有网友评论,“黄河更大的想象力,远不止于这几座城市。它连接海洋与大陆深处的宏大气韵,对中华文明的悠久见证,对‘一带一路’的坚定承载,以及区域协同发展的决心,或将成为中国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招妙棋。”
  巧借自身资源禀赋,打通内循环七经八脉
  内循环同样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或者说,优化资源配置也是激活内循环的做法。
  在东北发展现代农业,也许是振兴工业之外的突破口。毕竟,造化天成的黑土地、北大荒,在世界范围内能找到的也不多。
  “与其沉湎于东方德意志的过去,不如拥抱中国北海道的未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调研吉林以农业为重点,而不是东北曾经引以为傲的工业,网友写下了如上诗般评论。
  从实际资源禀赋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循着这一思路,中东部地区可通过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的更大发展扩容;西部地区可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应用高新科技寻找创新发展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事实证明,过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把东部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逻辑带到西部就可以推动西部大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西部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技术和制度约束下的资源禀赋现状。仅靠改制度而不改技术,资源禀赋格局依旧,发展落差缩小不易。新形势下谋划西部地区发展需要超常规的思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指出。
  可以依据自身天资禀赋,结合当下技术趋势,激活新定位,展开新动能。比如,西部地广人稀,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
  具体操作方法上,黄奇帆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
  他指出,假设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元的产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东部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
  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
  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余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
  绿色经济为国内大循环韧性发展蓄能
  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构建韧性经济社会确立了方向,这其中离不开绿色经济的强大支撑。
  新基建背景下,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也进入了组合重构的更高阶段。两者都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等绿色产业,不仅本身将为国内大循环发展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元的投资需求,更能带来巨大的乘数效应,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
  据黄奇帆统计,预计2020~2025年期间,仅我国5G商用一项,便能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这些创造天量价值的产业,都是生态友好型产业,也都对优质的生态资源有更多需求。
  云经济之父乔·韦曼曾指出,“数字经济”自带环保基因,是终极的绿色技术。几十年来,数字基础设施的参与者们一直在优化能源使用。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重新定位执行计算的位置,实现多方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通过异地运行减少本地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计算需求,或者使用更便宜、更天然的获能渠道,如风能发电或水能发电。而这一技术能为我国“胡焕庸线”以西的省(区)带来利好,激活西北地区的城市内循环。
  乔·韦曼提出,数字经济可以优化数据中心的制冷。与其使用电力来冷却产生热量的数据中心,不如将数据中心放在凉爽的地方,比如山区或更靠近极点的地方。这种数字经济驱动的绿色模式,会降低社会各项综合运行成本,加速经济增长,最大化调动“胡焕庸线”以西省区潜力,带动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黄奇帆与乔·韦曼所见略同,他指出,要充分利用西部生态优势,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他认为,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余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为国内大循环蓄能。
  当然,政府同时也要发挥促进、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中国环境)